{5}[美]阿克曼：《我们人民：奠基》，汪庆华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。
除此之外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1915年至1916年的反袁斗争中，毛泽东也直接受梁启超影响，在基本的政治态度上与梁保持着同一性。而且，《异哉》还不是一般地、抽象地论述国体，不是关于国体的空泛之论，而是旨在解释中国语境下的国体，尤其是解释1915年那个特定的时间节点上的中国国体。
{2}[美]古德诺：《解析中国》，蔡向阳、李茂增译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。[40]关于君主的尊严与礼仪的关系，汉初叔孙通制朝仪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：汉五年，已并天下，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，叔孙通就其仪号。[31]在1910年，辛亥革命尚未发生，所以单一制、联邦制这样的问题与我国无关。在西方法政思想史上，如前所述，虽然并没有国体这个概念，也没有国体与政体相区别的二元理论。文章根本没有反对帝制，通篇所谈都是现在变更国体不合时宜。
二、变迁：梁启超对国体的认知过程 1915年的政治背景是理解《异哉》的一个维度，同样，梁启超写作《异哉》之前的思想状况也值得注意。那么，在梁启超的思想中，国体与政体到底是指什么呢？ 在稍后的1913年，梁启超代表进步党，发表了一篇《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》，其中第一条是：中华民国永远定为统一共和国，其主权以本宪法所定之各机关行之。故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，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。
对于这一宪法条款，梁启超的解释是：共和上加统一两字者，示别于联邦制也。[35]萨维尼认为：在人类信史展开的最为远古的时代，可以看出，法律已然秉有自身确定的特性，其为一定民族所特有，如同其语言、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体制。穗积八束曾留学德国，师从德国宪法学家拉班德（Paul Laband）。[36]张其昀：《悼梁任公先生》，注[17]，夏晓虹编书，第107页。
[54] 如果认识到亚里士多德在梁启超心中所享有的权威地位，那么，亚里士多德关于政体划分的理论，对梁启超的思想所产生的牵引力，也就不言而言喻了。[49]详见崔志海：《梁启超与日本—评郑匡民〈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〉》，《近代史研究》2004年第4期，第179页。
深叹其于立宪精义，能一语道破。[1]梁启超：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，《梁启超全集》（第10卷）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900-2905页。若仅有一国会而立法、行政、司法之大权皆自出焉，则其国会虽由人民选举而成者，亦谓之专制。倘若存在不能立宪的原因，那么，其原因非因行共和而始发生，即不能谓因非共和而遂消灭。
在民主国体中，虽然可能出现立宪政体，但也可能出现专制政体—如果某个机关（即使是议会）居于至高无上、无人制约的地位。但是，在关于政体的专论中，梁启超又认为，政体主要包括两类：君主国与共和国。《各国宪法异同论》区分了三种国家：君主之国、民主之国、君民共主之国。但是，毛泽东的国体及政体思想，同样受到了梁启超及《异哉》的影响。
另一方面，很多国家在形式上没有君主，譬如迪亚斯时代的墨西哥，都是共和国，但这些国家的政治并没有走上正轨。这篇旨在比较中国、欧洲国体异同的文章指出：中国周代国体，与欧洲希腊国体，其相同之点最多，即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是也，换言之，中国与欧洲之国体，自春秋以前，大略相同。
主权权力的组织被引为这种分类的标准。[20]关于国体概念在清末民初的萌生与流变，参见范贤政：《国体、政体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与分化》，《学术研究》2014年第3期，第40-45页。
[10]阿克曼说：一个关键概念是宪法时刻（constitutional moment）—它要持续十多年，而非数日或数月。当该权力属于多个人时，这一宪法就被称为共和制的。等到乙卯（一九一五年），筹安会问题一发现，任公的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立刻发表出来，袁大惊，实际这件事任公早已见到，这篇文章是任公早已预备好的。注释: *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，特此致谢。这就是说，《异哉》关于国体与政体的论述，对毛泽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，构成了毛泽东国体与政体思想的主要渊源。[50]参见林来梵：《国体概念史：跨国移植与演变》，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13年第3期，第70页。
进入 喻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国体 政体 梁启超 共和 宪法 。另一方面，从实践效果来看，改变国体是一种祸害国家的行为。
但今者贵族国体，殆已绝迹于世界，所存者惟君主民主两种而已。其中于君主国之内，又分为专制君主、立宪君主之二小类。
在法语中，民主是democratie ,共和是republique。即使是在梁启超发表《异哉》一文之际，亦有论者将国体与政体加以混用。
从时间来看，穗积八束发表《宪法大意》的第二年（1898年），梁启超就来到了日本。[26]梁启超：《宪政浅说》，《梁启超全集》（第7卷）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057页。《异哉》在国体问题上持一种价值中立态度。任何政论家，都只能形成关于国体的理论而已。
[46]也许正是鉴于这种情况，李泽厚、刘再复提出了告别革命论。按照梁启超在《异哉》一文中的说法（详后），他一贯坚持在尊重既有国体的前提下讨论问题，因而，在清朝末年，梁启超总是把君主国体作为国体的一种基本类型。
[37]转引自吴荔明：《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198-200页。有趣的是这些‘歪理和‘谬论也都是为了阐明这个立脚点的。
作为一篇充满思想锋芒的政论，《异哉》的基本立场是：不能把共和国体改为君主国体。就《异哉》的逻辑来说，反对革命就是反对变更国体，因为变更国体就是革命。
不特杨度一下便被摔人谷底，袁世凯本人也灰溜溜的，无面目见人。按照这个逻辑，与复或复数相对应的共或共和，就应当是复数或多数。梁启超自己的观点是：吾党主张立宪政体，同时主张君主国体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怎么可能重新唤起社会公众对君主角色的尊重与认同？梁启超认为，在君主已经被彻底妖魔化的民国初年，根本不可能再从共和国体改回到君主国体。
就‘歪理而论，很多是应该加以批判的—譬如，《异哉》把革命家与阴谋家相提并论，当然是不正确的，就是一种歪理与谬论。这是对前述国体价值中立论的延伸。
仅凭一篇文章，实在不足以闹垮一个王朝。但是，在如何评价《异哉》的问题上，学界还有与上述评价完全不同的声音。
这三种国家分别对应于三种政体：专制政体、立宪政体、共和政体。[4]蔡愕作为《异哉》的当事者与见证人之一，当然也对《异哉》做出了积极的评价。
